「看不见的生命呐喊」：我们能否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在地球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生命以令人惊叹的万千姿态存在着。从巍峨的山川到深邃的海洋，从广袤的森林到微小的土壤颗粒，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种生命的多样性，我们称之为生物多样性。它不仅仅是指物种的丰富性，更包括了基因的多样性（同一物种内部不同个体或种群的遗传差异）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自然环境，如森林、湿地、草原、海洋等）。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试想一下，我们呼吸的清洁空气、饮用的甘甜水源、餐桌上的食物、治疗疾病的药物，哪一样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森林能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湿地能够净化水质、抵御洪涝；昆虫授粉保障了农作物的丰收；微生物分解有机物，维持着土壤肥力。这些看似“免费”的服务，如果由人类来提供，将是天文数字般的成本。同时，生物多样性也是文化和精神财富的源泉，激发了无数艺术创作、科学探索和哲学思考。
然而，在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看不见的生命呐喊正变得越来越微弱，甚至濒临消逝。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人类活动是其主要驱动力。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事实。当前，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五大主要威胁：
- 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海平面上升，物种栖息地发生剧烈变化。例如，中国西北地区的冰川消融，正威胁着依赖冰雪融水生存的独特生态系统和物种。海洋温度升高导致珊瑚礁白化，严重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渔业资源。许多物种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气候，面临灭绝风险，如青藏高原上一些对温度敏感的特有物种。
- 栖息地丧失、破碎化与退化：这是生物多样性丧失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和工业的扩张，大量的自然栖息地被转化为人工景观。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湿地，曾是候鸟天堂和水生生物的乐园，但由于围垦造田、城市建设和工业污染，大片湿地消失或退化，导致东方白鹳、长江江豚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急剧萎缩。森林砍伐、草原过度放牧、水坝建设等都导致了栖息地的破碎化，使得物种交流受阻，种群基因多样性降低，抵抗力减弱。
- 污染：工业废水、农业化肥农药、生活垃圾以及塑料污染，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生态系统。例如，中国许多河流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导致藻类大量繁殖，水体缺氧，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大量死亡。塑料微粒遍布海洋，被海洋生物误食，进入食物链，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农药残留不仅毒害害虫，也影响了授粉昆虫和鸟类。
- 过度开发利用：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过度捕捞、采伐和狩猎，使得许多物种数量锐减，甚至走向灭绝。例如，曾经在长江中下游广泛分布的白鱀豚，因人类过度捕捞、航运繁忙和水体污染等因素，于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成为近几十年来首个被人类活动彻底推向灭绝的大型脊椎动物。此外，对珍稀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如对穿山甲、象牙、犀牛角的盗猎和走私，更是直接威胁到这些物种的生存。
- 外来入侵物种：通过人类活动引入的非本地物种，如果其在新的环境中缺乏天敌或竞争者，便会大量繁殖，挤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在中国，水葫芦（凤眼蓝）在南方水域泛滥成灾，堵塞河道，消耗水体氧气，导致本地水生植物和鱼类死亡。福寿螺（苹果螺）则对水稻等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并携带寄生虫威胁人类健康。
这些威胁相互交织，共同加速了地球生命的消逝。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目前全球有约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将在几十年内灭绝。这种灭绝速度是地球历史上平均水平的数十甚至数百倍，被称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面对如此紧迫的危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也离不开每个个体的努力。在国家层面，中国政府已经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严格限制开发建设，保护重要生态空间。建立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等一批国家公园，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长江十年禁渔”等重大生态工程，使得朱鹮、麋鹿等濒危物种的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节约能源，选择可持续的产品，支持生态农业，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参与社区绿化和环保志愿活动。每一次微小的行动，都汇聚成改变的力量。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让那“看不见的生命呐喊”再次响亮起来，共同展望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未来。
「绿色经济」的潜力：生物多样性创造的新商机与可持续社会
长期以来，人们可能倾向于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视为一种成本，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然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问题，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蕴藏着巨大的“绿色经济”潜力，能够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就业机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自然资本”的概念。正如我们可以投资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大自然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如森林、湿地、清洁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物种，都是宝贵的“自然资本”。这些资本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其价值往往被低估或忽视。一旦自然资本枯竭或退化，将对经济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生物多样性如何为农业、医药、旅游等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呢？
- 农业与粮食安全：农业是人类文明的基石，而农业的根本在于生物多样性。作物基因多样性是抵御病虫害、适应气候变化、提高产量的关键。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技术，正是利用了水稻的基因多样性，培育出高产、抗病的新品种，解决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此外，蜜蜂、蝴蝶等昆虫的授粉服务，每年为全球农作物生产贡献数千亿美元的价值。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稻鱼共生”等传统农耕模式，不仅能生产出更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护土壤和水体，还能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形成独特的农产品品牌，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例如，中国南方一些地区的“稻鱼共生”系统，生产的稻米和鱼都成为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 医药与健康：大自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药房。全球约70%的药物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然化合物。传统中医药更是高度依赖植物、动物和矿物资源。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而它正是从植物黄花蒿中提取的。中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这为新药研发提供了巨大的潜力。通过生物勘探和生物科技创新，从微生物、植物、海洋生物中发现新的活性物质，开发新型药物、保健品和化妆品，是前景广阔的绿色产业。
- 生态旅游与休闲：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态旅游是快速发展的产业。人们渴望亲近自然，体验原生态的自然美景和独特的文化。中国拥有众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如四川的大熊猫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江西鄱阳湖的候鸟湿地等，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发展负责任的生态旅游，不仅能带来门票收入、餐饮住宿等经济效益，还能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例如，四川平武的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通过发展大熊猫主题的生态旅游和社区共管模式，带动了当地农家乐和民宿的发展，让村民从保护中受益。
- 生物科技创新：生物多样性是生物科技创新的源泉。从生物材料、生物能源到生物修复，生物科技正在利用生物体的独特功能解决环境问题。例如，利用微生物降解塑料，利用藻类生产生物燃料，利用植物修复污染土壤等。这些创新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还能推动绿色产业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释放“绿色经济”的潜力，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例如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服务提供者获得合理回报。中国正在推行的“生态补偿”政策，就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鼓励他们保护生态环境。其次是发展绿色金融，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产业，如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基金。再者，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开发环保产品，建立绿色供应链。最后，加强公众意识和教育，让更多人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从而支持和参与到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中来。
总之，生物多样性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通过发掘“自然资本”的价值，发展绿色产业，创新商业模式，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创造新的财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这不仅关乎生态环境的未来，更关乎人类自身的福祉。
“钢筋水泥森林”中的生命律动：城市型生物多样性的发现与我们的角色
当我们提及生物多样性，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广袤的森林、无垠的草原或原始的湿地。然而，在日益膨胀的“钢筋水泥森林”——城市中，生命同样以其顽强的姿态，展现着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城市并非生态荒漠，它们是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区域，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最直接、最复杂的试验场。认识并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对于提升城市宜居性、应对气候变化、增进居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范围内存在的各种生命形式，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这些生命可能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等待我们去发现和欣赏：
- 城市绿地系统：公园、绿道、街心花园、社区绿地、滨水公园等，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主要载体。例如，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上海辰山植物园等大型城市公园，通过精心规划和管理，为多种鸟类、昆虫、两栖爬行动物以及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它们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街边常见的法国梧桐、樟树等行道树，也能为麻雀、喜鹊等城市鸟类提供筑巢场所，为昆虫提供食物来源。
- 屋顶花园与垂直绿化：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屋顶和墙面是拓展绿色空间的宝贵资源。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许多办公楼和商业综合体，通过建设屋顶花园和垂直绿化，不仅美化了建筑，降低了建筑能耗，还为昆虫（如蝴蝶、蜜蜂）、小型鸟类提供了临时的“加油站”和栖息地，增加了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 阳台与社区菜园：即使是普通居民的阳台，也能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小型避风港。通过种植本地花卉、蔬菜，吸引授粉昆虫。而在一些社区，居民共同打造的社区菜园和花园，不仅提供了新鲜蔬果，也促进了本地植物品种的保育，并成为居民亲近自然、开展生态教育的平台。
- 城市湿地与水体：城市内的河流、湖泊、池塘、人工湿地等水体，是水生生物和水鸟的重要栖息地。例如，杭州西溪湿地、武汉东湖等，经过生态修复，吸引了多种候鸟和鱼类，成为城市中宝贵的生态绿肺。即使是城市排水沟边的杂草，也可能隐藏着昆虫幼虫或为小型两栖动物提供庇护。
- 城市野生动物：除了常见的麻雀、喜鹊、白头鹎，一些城市中甚至能看到松鼠、刺猬、蝙蝠，甚至狐狸、野猪等（在城市边缘区域）。昆虫种类更为丰富，各种甲虫、蚂蚁、蜘蛛、蜻蜓、蝴蝶等，它们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分解者、捕食者或授粉者。
然而，城市化进程也给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栖息地碎片化使得物种难以迁徙和扩散；光污染、噪音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直接威胁到动植物的生存；外来物种入侵挤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过度硬化和单一绿化（大量使用外来观赏植物，缺乏本地物种）也降低了城市生态系统的抵抗力。
面对这些挑战，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参与者：
- 参与社区绿化与生态修复：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植树、护绿活动，尤其鼓励种植本地原生植物。原生植物更能适应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也更能吸引和支持本地的昆虫和鸟类。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许多社区志愿者组织会定期参与公园或社区绿地的维护，清理垃圾，种植本地花草。
- 打造生态友好型花园/阳台：在自家庭院或阳台种植多样化的本地植物，避免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采用堆肥等有机方式。设置鸟巢、昆虫旅馆等，为小动物提供庇护所和食物来源。例如，在上海的一些老式弄堂里，居民们在阳台上种植的各种花草，吸引了蝴蝶和蜜蜂，成为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减少化学品使用：在家庭清洁和园艺中，尽量选择环保、无毒的清洁剂和生物防治方法，减少对土壤、水体和生物的污染。
- 节约资源，减少浪费：节约用水、用电，减少垃圾产生，支持垃圾分类和回收。这些看似与生物多样性无关的行为，实则能从源头上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压力。
- 支持可持续消费：购买本地、当季、有机的农产品，减少食物里程和碳足迹。选择环保认证的产品，支持那些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 参与公民科学项目：通过手机App或线上平台，记录和上传你在城市中观察到的动植物信息（如鸟类、昆虫、植物等），为科研机构提供宝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和变化趋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观鸟组织等都有相应的公民科学项目。
- 负责任的宠物饲养：管好自己的宠物，避免其捕捉野生动物。绝不随意放生外来物种，以免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不仅能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韧性，还能为居民带来更健康的居住环境、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更深刻的生态体验。当我们在“钢筋水泥森林”中发现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时，那份与自然连接的喜悦，将是无可替代的。
AI与基因编辑是生物多样性的“救世主”还是“破坏者”？：科技与伦理的狭间
随着人工智能（AI）、基因编辑（如CRISPR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强大的工具，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但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思考和潜在风险。那么，它们究竟是生物多样性的“救世主”，还是潜在的“破坏者”？
科技作为“救世主”的潜力：
- AI与大数据赋能监测与管理：
- 智能监测与反盗猎：AI可以通过分析无人机拍摄的图像、卫星遥感数据，自动识别森林砍伐、非法采矿和盗猎活动。例如，在非洲一些保护区，AI驱动的摄像头和声学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到人类入侵或枪声，并立即向巡护员发出警报。在中国，AI技术也被应用于国家公园的巡护管理，通过识别野生动物图像，帮助科研人员掌握物种分布和数量变化，如在四川、云南等地的野外，AI技术辅助监测大熊猫、雪豹等珍稀动物。
- 物种识别与行为分析：AI图像识别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相机陷阱中的动物种类，并分析其行为模式，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例如，利用AI识别华南虎、金钱豹等难以追踪的物种，有助于评估其种群健康状况。
-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预测：结合大数据，AI模型可以分析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对物种分布的影响，预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热点区域，为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通过AI分析水质、土壤成分等数据，评估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 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
- 增强物种抵抗力：基因编辑技术有望增强濒危物种对疾病、气候变化或外来入侵物种的抵抗力。例如，研究人员正在尝试通过基因编辑，使美国栗树（曾因真菌病害而濒危）获得抗病能力，以期恢复其种群。对于中国的一些濒危植物，如兰科植物，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基因编辑增强其对病虫害的抗性。
- 控制入侵物种：“基因驱动”技术通过修改基因，使其在种群中快速传播，理论上可以用于控制或清除有害的入侵物种，如携带疾病的蚊子或破坏生态系统的入侵鼠类。但这仍处于实验阶段，且存在巨大伦理争议。
- “去灭绝”与遗传拯救：虽然仍是科幻般的设想，但基因编辑和克隆技术理论上可能将已灭绝的物种“复活”（如猛犸象），或者通过增加基因多样性来拯救极度濒危的物种。在中国，对于一些种群数量极少、遗传多样性极低的珍稀物种，如华南虎、扬子鳄，基因库和细胞库的建立结合基因技术，可以为未来的遗传拯救提供可能。
- 生物资源库的优化：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保存生物多样性的遗传信息，优化种子库、基因库（如中国国家基因库）的建设，使其成为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基础。
科技作为“破坏者”的风险与伦理挑战：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强大的技术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伦理困境，甚至可能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者”。
- 不可预知的生态影响：基因编辑或基因驱动技术一旦应用于野外，其对非目标物种或整个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是难以预测的。修改后的基因可能意外地扩散，导致意想不到的生物后果，甚至可能创造出新的“超级物种”或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 “扮演上帝”的伦理争议：人类是否有权通过基因改造来“设计”自然？这种干预是否会削弱我们对自然界内在价值的尊重？如果我们可以随意“复活”或“改造”物种，是否会降低我们保护现有自然生态系统的紧迫性？这种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导致我们忽视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 技术滥用与不平等：这些高科技通常掌握在少数国家或大型机构手中，可能加剧全球在生物资源获取和利用上的不平等。如果技术被用于商业利益而非真正的生态福祉，或者被用于军事目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 “合成自然”的风险：如果人类过于依赖科技手段来修复生态系统，可能会削弱自然演化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例如，过度依赖基因工程作物可能导致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基因流失，从而降低农业系统的整体抗逆性。
- 对自然选择的干扰：基因编辑直接干预了自然选择过程，可能导致物种适应性下降，使其在面对新的环境挑战时变得更加脆弱。
科技与伦理的平衡：
显而易见，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其影响取决于人类如何运用它。在利用AI和基因编辑等前沿科技保护生物多样性时，我们必须坚守伦理底线，秉持“预防原则”，即在科学不确定性存在时，应采取预防性措施，避免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行动。这要求：
- 透明化与公众参与：关于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必须保持高度透明，并广泛听取公众、科学家、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等多方的意见，进行充分的社会讨论和风险评估。
- 严格监管与国际合作：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对这些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进行严格审批和监督。同时，由于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制定负责任的技术应用规范。
- 优先解决根本问题：科技是工具，而非万能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先进的技术，就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如栖息地破坏、污染、过度利用等。应将科技手段作为辅助，而非取代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
- 尊重自然内在价值：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我们都应始终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和完整性，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者”。
总而言之，AI和基因编辑等前沿科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伦理挑战。明智地运用这些工具，需要我们深思熟虑，以谦逊和负责任的态度，确保科技进步真正服务于地球生命的福祉，而非走向未知的深渊。
“里山”智慧的中国回响：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深层联结
在日本，有一个名为“里山”（Satoyama）的概念，它描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乡村景观——村落、农田、森林、池塘交错分布，形成了丰富的生态系统，同时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这种模式体现了人通过可持续的生产活动，维护并提升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虽然“里山”是日本特有的概念，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同样存在着无数类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智慧和实践，它们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化和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之中，为现代社会面临的全球性环境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这在许多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得到了体现。这些实践不仅保障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维系了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 梯田系统与水土保持：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如广西龙脊梯田、云南元阳梯田，是世界级的农耕奇观。这些层层叠叠的梯田不仅是精巧的农业工程，更是复杂的生态系统。梯田系统有效地减缓了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涵养了水源。稻田中的水生环境为蛙类、鱼类、昆虫等提供了栖息地，形成了独特的农田生物多样性。农民们通过世代相传的经验，掌握了精准的灌溉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往往避免了对化肥农药的过度依赖，维持了生态平衡。
- 稻鱼/稻鸭共生系统：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区，农民延续着“稻鱼共生”或“稻鸭共生”的传统。在水稻田中养鱼或养鸭，鱼和鸭可以吃掉害虫和杂草，它们的排泄物又能为水稻提供天然肥料，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如“稻花香”大米和生态鱼），更重要的是，它丰富了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一个高效、健康的循环系统。浙江省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风水林与村落生态：在中国南方许多村落周边，都保留着一片片茂盛的“风水林”。这些森林因传统信仰和文化习俗而受到保护，被视为村落的“肺”和“屏障”，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保护村落免受自然灾害侵扰的功能。风水林是村落附近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为多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庇护所，也保留了本地的植物基因库。它们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写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敬畏和实用智慧的结合。
- 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中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许多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共生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例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在热带雨林中发展出“雨林下经济”，种植茶叶、咖啡、香料等，同时保护雨林生态。贵州苗族、侗族等民族在林业、农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也有着世代相传的经验，如“杉木林下养菌”等，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往往与自然保护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
- 传统中医药的资源管理：虽然现代中药材的商业化采集有时导致资源过度开发，但在历史上，许多传统中医药从业者和药农都懂得可持续采药的原则，如“春采叶，秋采根，不尽根，不伤本”，即在采集药材时，要考虑植物的生长周期和再生能力，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这体现了对生物资源可持续性的深刻认知。
这些传统智慧和实践，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
- 整体性思维：将人类活动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或凌驾于自然之上。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整体。
- 循环与再生：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如农家肥还田、秸秆还田，减少废弃物，促进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系统中的高效循环。
- 因地制宜与适应性管理：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和生态条件，发展出最适合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非一刀切的标准化模式。
- 世代相传的知识：通过口传心授和实践，将宝贵的生态知识和技能代代相传，确保了传统智慧的延续性。
在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这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里山”智慧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提醒我们，可持续发展并非是高科技或全新模式的专利，有时，回归传统、学习祖先的智慧，更能找到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
- 珍视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将具有生态价值的传统农耕系统纳入保护范畴，鼓励和支持传统农耕模式的传承与发展。
- 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将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探索更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路径。
- 赋能地方社区：尊重并支持地方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主体作用，鼓励他们发挥传统智慧，参与到保护区管理和生态旅游发展中。
-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将“天人合一”等传统生态哲学融入现代教育和价值观体系，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通过学习和实践这些“里山”般的智慧，我们不仅能保护生物多样性，更能重新找回人类与自然之间那份失落已久的和谐与平衡，共同走向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