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个城市的命运,牵动着全球的目光,它就是耶路撒冷。当谈及以色列首都时,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这座被誉为“圣城”的古都。然而,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其地位却远非简单的事实陈述,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政治、宗教和国际争议的交织体,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情感、信仰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宣称耶路撒冷是其“永久和不可分割的首都”,并已将多数政府机构设于此地。然而,国际社会对此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并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而是选择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设在特拉维夫。这种国际共识与以色列单方面宣示之间的巨大鸿沟,构成了理解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核心挑战。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一复杂议题,从多个维度揭示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争议性。
耶路撒冷:一个名字,两种身份——为何以色列的首都之争从未停息？
耶路撒冷,这座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城,对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而言,都具有无可替代的神圣意义。然而,正是这份神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领土主权纠葛在一起,使得其首都地位的争议从未停息,反而愈演愈烈。
要理解耶路撒冷地位的复杂性,必须追溯其现代历史的起点。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根据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耶路撒冷被规划为一座国际化城市,由联合国管理,既不属于犹太人国家,也不属于阿拉伯人国家。然而,随后的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阿以战争）改变了这一局面。战争结束后,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西耶路撒冷由以色列控制,东耶路撒冷（包括老城及其圣地）则由约旦控制。
这种分裂的局面持续了近二十年。直到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了东耶路撒冷,并迅速将其与西耶路撒冷合并,声称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其“统一的、永久的首都”。
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明确宣布“完整的、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此举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被普遍视为违反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被占领土地位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随即通过了第478号决议,宣布《耶路撒冷法》“无效和没有法律效力”,并呼吁所有会员国撤回其驻耶路撒冷的使馆。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为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争议埋下了深刻的伏笔,并将其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
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各方立场南辕北辙,难以调和。
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将耶路撒冷视为其民族和宗教身份的核心。对于犹太人而言,耶路撒冷是其信仰的摇篮,是圣殿的所在地,是数千年来回归故土的梦想寄托。因此,以色列坚持认为,耶路撒冷,包括其东部地区,是其不可分割的主权领土,也是其唯一的首都。他们认为,将政府机构设在耶路撒冷,是行使主权的正当体现。
巴勒斯坦的立场:巴勒斯坦人也对耶路撒冷拥有深厚的历史、宗教和民族情感。他们视东耶路撒冷为未来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对于穆斯林而言,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尊贵禁地,即圣殿山/谢里夫圣地）,包含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对于巴勒斯坦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也是其信仰的重要中心。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是非法的,其任何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举动都构成对国际法的侵犯,并严重损害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
国际社会的立场:国际社会普遍遵循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认为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应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解决,而非单方面行动。绝大多数国家,包括联合国、欧盟、中国等,不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主权。他们普遍认为,以色列在1967年之后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其主权归属悬而未决。因此,为了避免预设谈判结果,并遵守国际法原则,各国普遍将使馆设在特拉维夫。
这种多方对峙的局面,使得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成为中东和平进程中最棘手、最敏感的核心症结之一。
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谁才是以色列真正的“外交心脏”？——国际使馆选址背后的政治博弈
尽管以色列宣称耶路撒冷是其首都,但现实情况是,除了少数国家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大使馆都设在特拉维夫。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国际政治、外交策略以及对国际法原则坚守的综合体现。
特拉维夫,这座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现代化都市,是以色列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与耶路撒冷古老而神圣的氛围不同,特拉维夫充满活力、开放包容,被誉为“永不停歇的城市”。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特拉维夫曾是临时首都,许多政府机构和外国使馆也在此设立。尽管后来以色列将大部分政府机构迁至耶路撒冷,但特拉维夫作为以色列的经济引擎和国际交往窗口的地位并未动摇。
更重要的是,由于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为了避免在敏感的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采取立场,并遵循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将驻以色列使馆保留在特拉维夫。这种选择,既是对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的尊重,也是在复杂的地区冲突中保持中立、为未来和平谈判留出空间的策略。因此,从实际操作层面看,特拉维夫成为了以色列事实上的“外交心脏”,是各国与以色列进行官方交流的主要门户。
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坚持将使馆设在特拉维夫,但近年来,有少数国家打破了这一惯例,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于2018年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一决定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和广泛批评。
美国的这一举动被普遍视为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并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联合国、欧盟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此表示担忧和反对,重申耶路撒冷的地位应通过谈判解决。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美国的这一行动,虽然满足了以色列的政治诉求,但却使得中东和平进程面临更大挑战,也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除了美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少数国家也追随美国,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然而,这些国家的行动并未改变国际社会的主流立场,反而凸显了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以及各国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不同考量和外交策略。
圣城之殇:耶路撒冷——三大宗教交汇点如何定义其争议的首都地位？
耶路撒冷的特殊性,远不止于地缘政治和国际法层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作为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城地位。这份神圣性,赋予了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也使其首都地位的争议变得异常复杂和难以调和。
对犹太教而言,耶路撒冷是其信仰的中心和灵魂。根据犹太教经典,耶路撒冷是上帝选择的城市,是圣殿的所在地。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在此修建了第一圣殿；公元前6世纪,圣殿被毁；之后又重建了第二圣殿。虽然第二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但其西墙（即“哭墙”）至今仍是犹太教最神圣的祈祷地。无数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哭墙前,为民族的苦难和圣殿的重建而祈祷,寄托着对锡安的深切向往。
哭墙所在的区域,正是圣殿山（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穆斯林称之为“尊贵禁地”）。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承载着犹太民族千年的历史记忆和宗教情感。然而,正是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矗立着伊斯兰教的圣迹,这使得圣殿山/尊贵禁地的管理权和归属问题,成为耶路撒冷最敏感、最容易引发冲突的引爆点。
对于全球超过20亿的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同样是无可替代的圣地。这里是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埋葬并复活的地方。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被认为是基督教最神圣的教堂,因为它包含了耶稣受难的“各各他山”和埋葬他的墓穴。每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从世界各地涌向耶路撒冷,沿着耶稣受难前的足迹——“苦路”（Via Dolorosa）前行,感受信仰的力量。
耶路撒冷老城内,分布着众多与《圣经》故事相关的教堂、修道院和遗迹,它们见证了基督教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信仰的源泉和精神的家园。因此,任何对耶路撒冷现状的改变,都可能触动全球基督徒的敏感神经。
对全球近20亿穆斯林而言,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圣殿山（穆斯林称之为“尊贵禁地”或“谢里夫圣地”）上的两座标志性建筑——金顶的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是伊斯兰教的圣物。根据伊斯兰教信仰,先知穆罕默德曾在此夜行登霄,与真主对话。
阿克萨清真寺是穆斯林在耶路撒冷进行礼拜的主要场所。圆顶清真寺以其金色的穹顶和精美的马赛克装饰而闻名,被认为是伊斯兰建筑的杰作。这两座清真寺的存在,使得圣殿山/尊贵禁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象征。对穆斯林而言,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和对圣地事务的干预,是对其宗教信仰和民族尊严的严重侵犯,这进一步加剧了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复杂性。
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圣城的特殊性,使得其首都地位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争议,更是深刻的宗教情感、民族认同与政治主权的复杂交织。每一方都认为自己对这座城市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利,这些权利既根植于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和宗教经典,也体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中。
这种多重权利主张的叠加,使得任何试图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的尝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宗教和地缘政治震荡。例如,有关圣殿山/尊贵禁地管理权的任何微小变动,都可能被视为对一方信仰的亵渎,从而点燃冲突的导火索。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耶路撒冷地位的永久解决方案,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妥协精神,才能在尊重各方宗教情感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平。
以色列首都困局: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与未来展望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无疑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核心症结,也是阻碍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障碍。它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两国方案”能否最终实现,以及整个中东地区未来的稳定。
在过去几十年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进行了多次和平谈判,试图解决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在内的核心问题。然而,每一次谈判,耶路撒冷都成为最难以逾越的障碍。
奥斯陆协议（1993-1995）:虽然奥斯陆协议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但它特意将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推迟到后续的“最终地位谈判”中解决。这表明双方都清楚耶路撒冷问题的敏感性,试图先从相对容易的问题入手,为更困难的议题留出时间。
戴维营峰会（2000）: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斡旋下,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举行了历史性峰会。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美国曾提出一项妥协方案:西耶路撒冷归以色列,东耶路撒冷（包括阿拉伯聚居区）归巴勒斯坦作为其首都,而圣殿山/尊贵禁地则由国际共管或共享主权。然而,由于双方在主权、难民回归以及圣地控制权等问题上的巨大分歧,特别是巴勒斯坦方面坚持对东耶路撒冷拥有完全主权,并拒绝以色列对圣殿山/尊贵禁地的任何形式的主权主张,最终谈判破裂。
安纳波利斯会议（2007）:在布什政府时期,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在安纳波利斯再次尝试推动和平谈判。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展,但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分歧依然巨大。巴勒斯坦方面仍然坚持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两国方案”原则。
这些谈判的失败,一再证明了耶路撒冷问题是横亘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道鸿沟。双方都无法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而国际社会也难以提出一个能够同时满足各方诉求的解决方案。
在国际社会和历次和平谈判中,“东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首都”一直是被广泛接受的“两国方案”的一部分。这一提议基于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巴勒斯坦领土。它旨在为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有主权、有尊严的国家提供政治和地理基础,并承认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历史、宗教和民族权利。
然而,以色列对此提议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其不可分割的首都。这种立场上的根本对立,使得“两国方案”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欧盟和中国在内,仍然将“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解决巴以冲突的最终目标和公正方案。
当前,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解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持续推进定居点建设,都使得“两国方案”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受到侵蚀,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平前景蒙上阴影。
然而,挑战之中也蕴含着机遇。国际社会对中东和平的关注从未减弱,对“两国方案”的坚持依然是主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长期以来在中东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例如,中国曾多次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其中包括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未来,达成耶路撒冷地位的永久解决方案,需要各方展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和妥协精神。这可能包括:
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与斡旋: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需要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回谈判轨道,并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
信任重建与人民交流:除了高层政治谈判,民间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也至关重要。通过增进相互理解,减少误解和偏见,为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有利的社会基础。
创新性解决方案:鉴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复杂性,可能需要超越传统的领土划分模式,探索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共享主权、特殊行政区或国际共管等模式,以最大程度地平衡各方利益和宗教情感。
耶路撒冷,这座承载着历史、信仰与希望的城市,其命运与中东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息息相关。解决以色列首都的困局,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更需要全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虽然前路漫漫,但只要各方秉持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态度,和平的曙光终将照亮这片古老的土地。
最终,耶路撒冷的未来,将取决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否放下历史包袱,超越狭隘的民族和宗教偏见,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共存的未来。而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坚定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确保这座圣城能够真正成为和平与希望的象征,而非冲突的源泉。
在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曾是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交汇融合之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座圣城最终能够摆脱冲突的阴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之都,惠及所有信仰和民族的人民。